“高校的舉辦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門應按照政校分開、管辦分離的原則，以章程明確界定與學校的關系，保障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教育部政策法規(guī)司司長孫霄兵9日表示，今年要推動所有高校全面啟動章程制定或修訂工作。(1月10日《新京報》)

　　現(xiàn)存語境下，制定大學章程，被寄予了太多期待，一種觀點將之視作“政校分開”的艱難嘗試。而事實上，類似嘗試早已開始、且從未停止：早在2010年，政府就公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逐步取消學校實存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其后，在不同的場合，主管者、專家學者等，也一再表明類似立場。

　　“政校分開”已匯聚各方共識，然而良愿遲遲不曾兌現(xiàn)，是因為一直未能尋得切入口，和便于操作的“路線圖”。時至今日，教育主管部門終于找到思路，宣布“推動高校啟動章程制定或修訂工作”，繼而“界定政府與學校的關系，保障校方辦學自主權”……至少，能主動提出“訂書面協(xié)定分權”，就已體現(xiàn)了主管者改革的誠意和信心。

　　就本質而言，現(xiàn)代意義上的“大學章程”，大致等同于校方與國家的一紙契約。一個合格的“章程”，當明確以下底線：高校所有權歸于國家,教育主管者行使宏觀管理權,但校方微觀治校行為不受干涉。如此，不僅是遵從權力倫理的合理分工，更是效率最大化的必然之舉。然而，此輪高校“立章”潮，真能孵化真正意義的大學章程嗎?

　　既是分權契約，唯有充分博弈才可實現(xiàn)公平。但，一場由教育部“推動”的、自上而下的“立章浪潮”，到底是一種指令式的任務，還是校方自我伸張的權利自覺，自始至終含混不清。某種意義上，所謂“高校立章”已經帶有行政要求的意味。你能想象，在此過程中，校方能與主管者對等談判?最初推動方是主管者，最終定奪權歸主管者，所謂“高校章程”能否守住底線，都變得不可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