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次，將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比作父母與孩子的關系，是對現代民主政府性質的完全無知。民主政府和政府官員都不是民眾的父母。政府是民眾出于維護自身利益而共同選擇和設計的一種工具，官員是民眾聘用和挑選來為自己利益服務的“職業(yè)經理人”，用我們的話就是“人民的公仆”——拿人民發(fā)給的工資、專門為人民服務的人。

　　理清了政府與民眾的關系，就可以知道不存在政府溺愛老百姓的問題。老百姓是主人，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是“仆人”;公眾是老板，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是經理人。仆人和經理人可以對主人和老板進行規(guī)勸和建議，但是他們的主要職責，還是貫徹執(zhí)行主人的意旨。如果覺得主人和老板的要求不對或者過分而不愿意執(zhí)行的話，他們有權加以拒絕，但是必須辭職，不能拒不執(zhí)行又賴著不走。相對于主人和老板，仆人和經理人只有盡職不盡職和忠誠不忠誠的問題，沒有什么溺愛不溺愛的問題，更不能反過來指責主人和老板是“刁民”。

　　當然，“人民”、“公眾”、“老百姓”都是個集合體概念，是由千千萬萬具體的人組成的，所以他們之間的利益也會有差異和矛盾，因而也就存在一個部分公眾的要求是否合理的問題，而政府的重要職責，就是要協(xié)調公眾間的這些利益不同和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講，方代表認為“政府滿足了市民不合理的要求，這才是溺愛”有一定的道理;只不過這不是“溺愛”，而是不公正，以損害其他公眾的合理利益為代價，滿足這些不合理要求的不公正。對這種不公正，政府理所當然應該堅決抵制，否則政府就是失職，對其他民眾的失職。

　　把民眾視作孩子，認為政府有資格、有權力對公眾進行“教化”，這是傳統(tǒng)君、親、師“三位一體”政治文化觀的表現。這種觀點最初主張政治權力應該與道德優(yōu)勢和知識優(yōu)勢相統(tǒng)一，前者應建立于后者的基礎之上。這種主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發(fā)展到后來卻反過來了。個別政治權力的擁有者，逐漸忘乎所以，認為并鼓吹政治權力的擁有者必然也是道德和知識優(yōu)勢的擁有者，甚至鼓吹權力所在，就是道德和知識所在。正是在這種道德和知識優(yōu)勢幻覺驅動下，個別權力擁有者開始了對被治理者頤指氣使地“教化”，居高臨下地告訴后者什么是道德生活、幸福生活、可欲生活，甚至動用權力強制其過這種生活。這種自負或別有用心的政治觀，在人類歷史上曾造成無數的災難，而且這種災難至今還在世界的某些角落發(fā)生、延續(xù)。

　　政府不是天命的代理者，而是人民意志的產物，是人民出于自身利益目的的構造物。政府有權對永遠不可能是天使的人民進行管理，不是因為政府是天使，擁有道德和知識優(yōu)勢，只是因為它經由一定的程序獲得了人民的授權，充當可能相互沖突的人民之間的第三方，以公正地對人民間相互沖突的利益予以協(xié)調。

　　做到這一點，是政府的本分，也是它存在的依據;做不到這一點，就是它的失職，是應該受到問責和罷免，而不僅僅只是輕輕的一句對某些人過于“溺愛”就可以打發(fā)的。作為一名人大代表，至少應該知道這些基本的民主政治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