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無期到判處有期徒刑7年，從天價過路費368萬縮水到現在的49萬，從“偷逃過路費368萬余元，拉沙卻只掙了20多萬元”引發(fā)的輿論大嘩，到如今被告人時軍鋒大方承認有罪，表示“我對以前和以后的舉證都無異議”，并坦白曾對央視等媒體撒謊。整個“天價過路費”案幾經周折，雖在最終判決結果上峰回路轉，但整個案件的變化原因依然云遮霧罩。

　　從記者傳遞的當庭信息看，被告人時建鋒開庭前就表態(tài)“只要判的不多就不會上訴”，似乎應該對如今的判決結果感到滿意。盡管辯護律師依然堅稱“時軍鋒并未當庭表示不上訴”，在法律規(guī)定的10日上訴期限內，時軍鋒隨時有權利提起上訴。這樣的信息傳遞，雖然給最終判決結果帶來一絲變局，但讓一個偷逃過路費的公民罪當其罰，不枉不縱，理應是整個判決的第一訴求。而要做到這一點，那些隱藏在案件中，變幻不清，卻能夠影響案件走向的因子，也理應通過司法調查向公眾宣布澄清。

　　比如，天價過路費逃費金額由此前的368萬縮水至49萬，但“起訴書并沒詳細說明數字巨變的原因，只交待一句：按核準裝載量計算”。這種因為數字計算方式變化，導致的逃費金額巨變，倘若不能做出合理解釋，就難免讓人生疑：此前，究竟是調查計算不嚴謹導致的錯誤，還是因交通壟斷企業(yè)的介入，對司法形成干擾，最終惡意使用錯誤計算方式算出巨額金額，抑或是司法機關迫于公眾輿論乃至上級壓力，無奈做出的逃費金額改變?這背后的問題倘若不能得到厘清，則如今的判決，哪怕能讓被告人滿意，卻也未必能讓公眾信服。

　　執(zhí)著于這樣的問題，當然不是故意較真。司法不嚴謹、不公正之害，從此前“天價過路費被判無期”中可見一斑。倘若不是媒體曝光，一個運輸沙石的貨車司機，卻要背負“無期”這一最沉重的法律徒刑。草率的司法調查與判決，對公民自由與權利的傷害，難以估量。也因此，司法調查與判決的任何改變，都需要開誠布公，否則法律無法得到公眾信仰。

　　正是這個原因，公眾對“天價過路費案”始終保持關注熱度，就不僅是在關注時建鋒這個貨車司機的個體命運，更是從時建鋒個體命運的峰回路轉上，獲得了感同身受的共鳴。這種共鳴既有對司法判決公正的期待，更希望通過此案反映的高速公路不合理收費現狀，得到某種程度的矯正。

　　是的，在時建鋒之后，還有無數人要繼續(xù)奔走在那條巨額收費的高速公路上。在“逃費要被處罰，不逃費就賠本”的語境下，要怎樣才能脫離這種巨額收費的民生之痛，又如何避免受到法治不公的二次傷害，這不僅考驗著司法的公正與智慧，更是對現有的制度困境提出了拷問。

　　從某種層面來說，天價過路費案或許隨著時建鋒“不上訴”的表態(tài)而塵埃落定了。但司法調查如何避免受到權力、財富壟斷集團的干擾，草率的司法判決如何避免對公民形成二次傷害，如何能讓如時建鋒這樣的普通民眾，能從類似于高速公路這樣的基礎建設設施中獲益，而不是因此背上沉重的負累……這些疑問，卻依然沒能隨著這一紙判決書而塵埃落定。某種程度上，人們需要的不僅是一紙公正的判決書，更希望以此為契機，對案件折射的社會痼疾提供一種藥方，以使自己免于被民生之痛、司法不公灼傷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