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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進一、土地革命戰(zhàn)爭的發(fā)展及其挫折（一）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設紅一方面軍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作戰(zhàn)的勝利，使贛南、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擁有21座縣城、250萬人口、5萬平方公里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中，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軍第一方面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起了比較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其它革命根據地也都得到了發(fā)展。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省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及土地法令、勞動法等法律文件；選舉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首先由蘇維埃共和國公民直接選舉產生鄉(xiāng)工農兵代表大會代表，召開鄉(xiāng)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鄉(xiāng)蘇維埃政府組成人員；在此基礎上，逐級召開區(qū)、縣、省和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區(qū)、縣、省和全國蘇維埃政府。各級蘇維埃政府廣泛吸收工農群眾代表參加政權管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這種制度，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其他根據地也相繼召開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各級蘇維埃政府。各級蘇維埃政府注重廉政建設，嚴懲腐敗分子，這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根據地同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成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雛形。

    （二）土地革命戰(zhàn)爭的嚴重挫折大革命失敗后，在糾正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內開始滋長一種左的急躁情緒。從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之前，左傾錯誤先后三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取得了統(tǒng)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傾盲動錯誤，認為革命形勢在不斷高漲，盲目要求準備舉行總暴動。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進入高潮，盲目要求舉行全國暴動和集中紅軍力量攻打武漢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陳紹禹（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

    其主要錯誤是：第一，在革命性質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上，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將反帝反封建與反資產階級并列，將民族資產階級視為中國革命比較危險的敵人，一味排斥和打擊中間勢力。

    第二，在革命道路問題上，繼續(xù)堅持以城市為中心，將準備城市工人的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作為共產黨比較主要的任務；指令根據地的紅軍采取積極進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

    第三，在土地革命問題上，提出堅決打擊富農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主張。

    第四，在軍事斗爭問題上，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第五，在黨內斗爭和組織問題上，推行宗派主義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方針。

    在20世紀30年代前期、中期，中國共產黨內屢次出現嚴重的"左"傾錯誤的原因及其危害是什么？

    左傾錯誤的原因：第一，八七會議以后，黨內一直存在著濃厚的"左"傾情緒始終沒有得到認真地清理。

    第二，共產國際對中國黨內事務的錯誤干預和瞎指揮。

    第三，這是主要的原因，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準備不足，理論素養(yǎng)不高，實踐經驗也很缺乏。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guī)律不了解，不善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全面地、正確地結合起來，嚴重地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

    對于王明等人的左傾錯誤，毛澤東等進行過堅決的抵制和斗爭。但是，王明等人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壓制黨內民主，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方針。在1931年11月召開的中央蘇區(qū)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通常稱贛南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被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會議根據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治委員、總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名義，剝奪了毛澤東對中央根據地紅軍的領導權。1933年初，由于白區(qū)黨的工作遭到嚴重破壞，臨時中央政治局無法在上海立足，被迫遷到中央根據地。為了全面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方針、政策，他們在福建開展了反對"羅明路線"的斗爭，接著又在江西開展反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古（柏）的斗��，其矛頭實際上都是對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的。

    左傾錯誤的比較大的惡果：①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爭中遭到失敗，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據地實行戰(zhàn)略轉移——長征。

    ②使紅軍和根據地損失了90%.③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黨的力量幾乎損失了100%，其教訓是極其慘痛而又深刻的。

    二、遵義會議與中國革命的歷史性轉折（一）中央紅軍實施大轉移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又稱紅一方面軍）8.6萬人撤離根據地，向西突圍轉移，開始長征。長征初期，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在強渡湘江之后，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銳減到3萬多人。嚴酷的事實教育了廣大的共產黨員和紅軍官兵，他們開始產生對錯誤領導的懷疑、不滿。一些支持過"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人如張聞天、王稼祥等，也改變態(tài)度，轉而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這樣，當中央紅軍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并在占領黔北重鎮(zhèn)遵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里召開了擴大會議。

    （二）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貴州遵義召開的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

    內容：遵義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經過激烈的爭論，多數人同意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意見，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錯誤。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并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博古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全權負責紅軍的軍事行動。

    意義：①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②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從幼年達到了成熟。

    三、紅軍長征的勝利1.長征的勝利結束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等的領導下，中央紅軍采取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搶渡大渡河，翻越人跡罕至的夾金山（雪山），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贏得了戰(zhàn)爭的主動權。1935年6月中央紅軍抵達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區(qū)，同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后，中共中央又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嚴重錯誤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為了貫徹北上方針，紅軍經過茫茫草地，歷經艱險。隨后中共中央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稱陜甘支隊，先行北上，于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同陜北紅軍會合，有了新的落腳點和戰(zhàn)略基地。至此，中央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結束。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先后同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將臺堡會師。標志三大主力紅軍的長征勝利結束。

    2.長征的偉大意義第一，它粉碎了國民黨圍剿紅軍、消滅革命力量的企圖，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

    第二，通過長征，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了西北，這為迎接中國人民抗日救亡的新高潮準備了條件。

    第三，長征保存并錘煉了中國革命的骨干力量。

    第四，長征播撒了革命的火種。第五，長征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

    長征精神，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yè)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革命風范的生動反映，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比較高體現。

    四、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策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通過了《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闡明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批判了黨內的關門主義和對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統(tǒng)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上的問題。

    瓦窯堡會議的主要內容：首先，闡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可能性。

    其次，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強調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領導作用。

    再次，規(guī)定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具體政策。決定用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代替工農共和國。

    1936年12月毛澤東寫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總結土地革命戰(zhàn)爭中黨內在軍事問題上的大爭論，系統(tǒng)地說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zhàn)爭戰(zhàn)略方面的諸問題。

    1937年夏，毛澤東寫了《實踐論》、《矛盾論》，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總結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揭露和批判黨內的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的錯誤，深入論證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科學地闡明了黨的思想路線。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所進行的理論工作，對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思想路線進行了撥亂反正，從思想上、理論上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人，使他們滿懷信心地去迎接即將到來的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