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國三明治”創(chuàng)始人李梓新發(fā)起了一項 “中產(chǎn)育兒調查”，并寫下了反應上海中產(chǎn)家庭教育選擇之痛的熱文《從公立到國際路線，上海小升初這5條線路如何觸動中產(chǎn)家長之痛?》。上個月，他來到北京，從中關村經(jīng)朝陽到順義，訪問不同北京中產(chǎn)家庭，試圖勾勒出這個時代的背景下，北京中產(chǎn)階級家庭面對教育選擇的群像。

　　文/ 李梓新

　　中關村大街和海淀南路交界的十字路口，在我看來，是北京中小學教育象征性的一個十字交叉。

　　它的西南一側，是近百萬北京小學生夢想進入的。正對校門路旁，從左到右的三輛豪車，寶馬、保時捷卡宴和奧迪靜靜地停在那里。

　　1998年，當我從廣東考到人大新聞學院的時候，我并不知道人大隔壁有一個這么牛的附屬中學。當然，我也不知道，多年以后我會聽到人大附中有戲謔的非官方校訓：

　　“今天不努力，明天去隔壁。”

　　人家可是以北大清華乃至美國高校為目標的。每年有超過100個學生從這里走向北大清華。這是什么概念?它超過了很多省份清華和北大全年的錄取指標的總和。

　　而在人大附中斜對面，十字路口的東北角，那緊挨著海淀劇院，在日光下閃閃發(fā)光的海淀文化大廈，則是各類補習機構的大本營，學而思智康1對1、高思教育、精銳教育、學大教育……統(tǒng)統(tǒng)駐扎在這座裝潢并不出色的舊式大廈里。

　　在周末下午日色已經(jīng)昏暗的五六點鐘，走廊里還是坐滿了等候的家長，但一切是安靜的，說話聲都被刻意壓低了，整個教學空間像一部已經(jīng)運轉多時的精密機器，只有它自帶的一點點白噪音，并不需要太多的詢問或者大驚小怪。所有人都在這習以為常的系統(tǒng)里進進出出，自然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當你羨慕或者嫉妒著北京學生名校的高招生比例，卻不知在中小學階段，這些學生要經(jīng)過何等殘酷的PK。

　　在電腦硬件大集市已經(jīng)衰落的中關村，眾多樓宇大廈里仍然聚集著精于計算的大腦，其中的一批是像36氪等風潮的互聯(lián)網(wǎng)創(chuàng)業(yè)者們，另一批，則是擅長奧數(shù)的補習老師和尖子生們。

　　聰明大腦最集中的地方，馬太效應也最顯著。

　　在教育這種核心稀缺資源的搶奪上，聰明的學校和家長，在互相角力之中，共同打造出一種雙方都感到無奈的精密游戲。游戲規(guī)則還每年見機微調。每一次微調都引發(fā)無數(shù)蝴蝶效應，引發(fā)各大育兒論壇的一灘口水，進而影響到千億量級的培訓市場和北京樓市。

　　海淀區(qū)是北京小升初教育競爭最白熱化的戰(zhàn)場。研究北京小升初這個巨大迷宮的入口，不得不從這里開始。

　　一

　　近幾年來，北京小升初的人數(shù)大約是10萬人左右，關系到10萬個家庭，包括京籍和非京籍。

　　盡管北京的教育資源冠絕全國，可是10萬人爭起來，還是顯得捉襟見肘。人人都想往金字塔尖擠去，這個金字塔尖，就是以人大附中為代表的中學名校。

　　名校各區(qū)都有，比如西城區(qū)有北京四中和八中，且基本不能跨區(qū)招生。但是人大附中確實光芒太艷，加上區(qū)內清華附中、101中學等其他五個學校眾星拱月，相互爭艷，人稱“六小強”，使得海淀成為拼娃最白熱化的區(qū)域，之前已經(jīng)見諸報端。

　　(去年網(wǎng)傳的人大附中師資招聘情況一覽)

　　各區(qū)重點中學到了高考短兵相接，還是海淀區(qū)的重點全面占優(yōu)。

　　(以上數(shù)據(jù)來自 水木清華論壇)

　　海淀區(qū)就像春秋戰(zhàn)國時在西北角崛起的秦國，以其強大的實力威脅著中原各地的傳統(tǒng)霸主，特別是和它近鄰的傳統(tǒng)教育強區(qū)西城區(qū)。

　　西城區(qū)是北京口碑的教育強區(qū)，區(qū)內有眾多國家部委子弟，也有更多通過購買學區(qū)房而進入的外區(qū)人士�？墒墙�年��，西城區(qū)推行“快樂教育”，又不斷讓好學校合并差學校，用育兒論壇的話就是“搞大鍋飯”，使得大家對其重點中學北京四中、八中、北師大二附中等的生源有所擔憂。

　　西城區(qū)的學區(qū)劃片近年來時有改變，有時改變過于猛烈還引發(fā)家長抗議。這使得家長們需要不斷留意動態(tài)，并聆聽“聞風教育”等教育大號的方向解讀。

　　在500強外資企業(yè)工作的金女士，就是從豐臺區(qū)來到西城區(qū)買了一套學區(qū)房。“買的時候還是價格洼地，大概四五萬一平吧。后來重新劃片之后，這里對口的小學變好了，價格一下子就翻番了。”

　　金女士來自浙江，畢業(yè)于西安交大，到北京近十年時間，現(xiàn)在她已經(jīng)成了北京小學教育的消息靈通人士。她自謙是因為經(jīng)常泡在育兒論壇和相關的微信群。“研究和不研究確實差別很大，這牽涉到房產(chǎn)、家庭居住、工作安排等一系列事情。” 現(xiàn)在，北京一線的學區(qū)房，單價已經(jīng)達到15萬左右一平米了。

　　她的弟弟是浙大畢業(yè)，現(xiàn)在也在北京工作。他孩子快到入學年紀，弟弟還沒太放在心上：“我們以前也沒想太多，不都倆人都考上大學嗎?”。姐姐教育弟弟說：今時不同往日，也不看看現(xiàn)在北京是怎樣的競爭環(huán)境?

　　雖然孩子剛剛就讀小學一年級，金女士已經(jīng)在考慮初中的安排了。她的算盤是，老公的戶口還在海淀區(qū)的中科院，到時候說不定可以讓孩子跟著殺到海淀區(qū)去。但卻又對海淀區(qū)的雞血拼娃心有疑慮。

　　在北京，中學招生是“鎖區(qū)”的，也就是學校不能跨區(qū)招生。但是有政策總有各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對策。有消息說去年西城區(qū)就有20多個“牛娃”通過奧數(shù)等成績提前被人大附中等海淀名校招去了。這種無從查證的消息都在動搖著西城乃至東城優(yōu)秀學生家長的心。他們擔心呆在自己區(qū)里的重點到頭來在“同城德比”中拼不過海淀的學校。

　　北京的小升初江湖從來都是伴隨著各種暗語的。傳得比較廣的有MD (密電，也即學校秘密通知你去進行選拔考試，這種選拔考試叫做“點招”)，還有“上岸”(就是被中學提前錄取了)。

　　按道理，初中還屬于九年義務制教育，應該遵循“公平、公開，就近入學”等原則招生。但為了保持名校的基因，不選拔好學生是不可能的。所以北京的重點公立初中要用各種變通的辦法或公開或地下地進行篩選。這些篩選辦法經(jīng)常受到教育局或者媒體的監(jiān)控，所以不得不隱蔽地進行，但卻從未停止過。

　　當我們在上海談論小升初從東到西的五條路線時，在北京更切實際的話題是談論進入重點初中的五種路徑。

　　這五種途徑從優(yōu)至劣排練起來是：早培、點招、坑班、推優(yōu)、電腦派位。

　　這五種路徑，前四種幾乎都和奧數(shù)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名校如何提前發(fā)現(xiàn)優(yōu)秀學生?學而思、高思、巨人等奧數(shù)培訓學校每年培養(yǎng)的優(yōu)秀奧數(shù)考生及在各大數(shù)學杯賽中的優(yōu)勝者，當然會被優(yōu)先發(fā)現(xiàn)。

　　這些學生會接到“早培”或者“點招”的考試機會。雖然是六年制小學，他們可能在四五年級就會被中學提前錄取。這些點招機會，大多不會公布給社會公開參與，而是通過這些秘密的約定俗成的管道地下進行了。

　　至于為何是奧數(shù)為王，這和我國教育的重理輕文，“數(shù)理化走天下”的思維是分不開的，數(shù)學成績好量化，到了中學之后還能參加各種數(shù)理化競賽為學校爭光。英語也有足以被提前點招的資格能力證明，但比較小眾，不為家長廣泛接受。語文能力則最慘淡，很難量化證明。在早培和點招考試中，通常是數(shù)學成績占一半分數(shù)，語文和英語加起來算另一半的分數(shù)。

　　這也就使得奧數(shù)，成為北京小學教育市場的一門關鍵生意。

　　二

　　譚先生今年未滿25歲，說話卻老成持重，當奧數(shù)老師多年，對他的氣質有了影響。他本科碩士均畢業(yè)于北大環(huán)境科學類專業(yè)。從大二開始，他就到北京的奧數(shù)培訓機構高思擔任奧數(shù)老師，從助教到主講老師。

　　現(xiàn)在，他在中關村微軟大廈附近開出一間自己的教室。那是在一個商住兩用樓宇里的一個復式房間，樓下是寬敞氣派的大堂，電梯上到長長的走廊，在眾多房門之中推開一間，可以容納10幾個學生的小教室躍然眼底。樓上是他自己的住所。

　　像譚先生這樣從大的培訓機構自立門戶出來的優(yōu)秀老師不在少數(shù)。大機構和優(yōu)秀老師其實是一對矛盾，在教育這個行業(yè)，名師是最重要的資源。一個名師想要最大化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收益，就不會愿意像出租車司機一樣接受機構分走大部分收入。他們更愿意成為一個個自由靈活的“Uber司機”，反正名師自然有一群家長和學生擁躉。獨立做也能讓自己和普通機構區(qū)分開來，用譚先生的話，是做“高端市場”。

　　而按譚先生介紹，奧數(shù)機構也在致力于“去名師化”，轉而培養(yǎng)一批標準化的年輕師資，這樣便于管理和規(guī)模化擴大，才能適應火爆的市場需求。所以名師轉向開設自己的“高端班”是自然趨勢，機構擴張搶占市場也是自然趨勢。甚至還出現(xiàn)了“雙師課堂”這樣的折衷模式，也即由一位名師在網(wǎng)絡端坐鎮(zhèn)，線下各地教室里由一位年輕老師帶班輔導。

　　當我習慣性地問他，獨立出來開辦學校，房租多少，他說大約1萬1左右。后來，我才知道這其實是他花幾百萬全款買下的房子。

　　買這個房子，是年輕的譚先生和遠在安徽的父母的一種相互妥協(xié)。譚先生高中時就獲得化學競賽全國一等獎，保送北大，一路順風順水，因為入了奧數(shù)培訓市場這個“坑”，今年碩士即將畢業(yè)也不想去找體制內工作，也就放棄了爭取北京戶口的機會，包括社保等等都要自己承擔。

　　沒有戶口就沒有北京購房資格，漂在北京終究讓父母心頭不安穩(wěn)。所以譚先生買了這套屬于商住兩用性質的房子，這樣可以規(guī)避購房資格要求，雖然不能貸款且產(chǎn)權只有50年。“前幾年咬咬牙也能買下，但沒下決心。”

　　放棄戶口這事，譚先生掙扎過，但他想了想，有錢沒戶口和有戶口沒錢，這兩種狀態(tài)，還是后者更難接受些。

　　譚先生的糾結，部分也因火爆的奧數(shù)培訓市場而起。在北京教育市場，奧數(shù)的熱度持續(xù)升溫，使譚先生決心把奧數(shù)當作自己的創(chuàng)業(yè)方向，他還想尋找新的教師合伙人。他介紹，一個北京小學生家長在奧數(shù)上的投入，“一年少則三五萬，多的達到20萬也正常。”

　　“大課每小時100元，一對一每小時300多，找名師就沒譜了。花20萬的家庭一般是至少要上四家機構，每家一年一般都50次課，每次3小時，再加上一對一。”

　　為什么要上那么多家機構，回答是“每家機構各有優(yōu)劣，只上一家很難學好。”

　　雖然我在北京的采訪中，沒碰到這種要連上幾家機構的極端家庭例子。但是大部分走公立路線的受訪家長，都認為上個奧數(shù)班頗有必要。其比例比上海感覺至少要高一倍以上。

　　整個奧數(shù)培訓體系是一個游戲打怪式的嚴密系統(tǒng)。以高思為例，這個體系分為五檔：培優(yōu)、精英、尖子、創(chuàng)新、集訓隊。通過培訓機構內部的考試、比賽實現(xiàn)升級。高思的集訓隊在全市大概只有40人，都屬于極聰明的孩子，屬于各中學爭奪的對象。而僅次之的創(chuàng)新班孩子，可以在數(shù)學杯賽中爭取到一二等獎，也成為參加點招考試的敲門磚。

　　這些奧數(shù)機構也確實成為名校的輸送流水線。以高思的宣傳冊介紹，2015-2016學年，高思就為人大附中和人大附中分校輸送了372個學生，為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和101中學輸送了381個學生。在進入人大附中第六屆早培班的220人學生中，154名曾經(jīng)在高思上過課。

　　至于不能在奧數(shù)中優(yōu)勝的孩子，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去重點中學的“小五班”，俗稱“坑班”，提前進入學校的小培訓班，混個臉熟，占個位置，也可以比不參加“坑班”的學生有優(yōu)先一些的點招考試機會。點招考試考的數(shù)學能力，也大部分要用到奧數(shù)。

　　奧數(shù)還能幫到孩子提高課內數(shù)學成績，孩子總體表現(xiàn)好，就能有機會在班里排名靠前，獲得推優(yōu)資格。但是對于優(yōu)秀學生來說，推優(yōu)已經(jīng)是雞肋，一來它發(fā)生在點招結束之后，二來它要填報五個志愿，也不是每個推優(yōu)得來的學校都是合心意的好學校，和學校之間存在著雙向選擇。

　　至于聽天由命的電腦派位，也稱“大派位”，因為可能被分配到一些差校，而且最強的六個名校是不參加派位的，所以沒有中彩票的可能，基本是屬于“放棄治療”的做法。據(jù)報道，每年海淀區(qū)僅有30%多的學生參加最后的大派位，比例比其他區(qū)都低。

　　三

　　可能有些讀者不明白，北京的學生家長為什么會一股腦往公立體系擠。按道理，北京和上海同為國際化大都市，為什么上海走國際路線的學生家長比例就高很多?(根據(jù)上海本地教育媒體的一個簡單調查，幼升小階段想走民辦/國際路線的上海家長，比例高達8成)。

　　這要從20年前的教育改革說起。

　　根據(jù)教育專家楊東平的介紹，1990年代中期，國務院關于素質教育的決定提出高中和初中脫離，初中不允許有重點學校，這是為了保障義務教育初中階段的平等性。在這一點上，上海做到了，北京沒有做到。上海取消了重點公立初中之后，策略是"公辦不擇校，擇校找民辦"。但當時政策下來后，人大附中等六所學校打了報告，提出開展教學實驗，探索人才培養(yǎng)的連續(xù)性，因此，這六所學校得以保留重點公立初中的地位。

　　在楊看來，“這六所學校成為北京小升初混亂的源頭。”

　　上海的初高中分離，使很多重點公立初中直接轉成了民辦初中，但仍然和它的高中母校保持緊密關系，比如華育之于上海中學。但同時，這個政策也為上海民辦教育的蓬勃發(fā)展開了綠燈，產(chǎn)生了世外、協(xié)和這樣的優(yōu)質民辦學校集團。從而使民辦學校，特別是民辦初中，成為上海學生家長心目中的主流選擇。民辦初中的競爭也很激烈，但畢竟可以公開至少進行一輪面試，名正言順一點。

　　由于民辦體制，使更多的國際化教育嘗試也便于開展起來，比如引入IB國際文憑課程體系，比如更多的雙語教學，一方面使民辦學校也分成走高考路線和走國際路線兩條分支，另一方面也使一部分學生最終選擇放棄高考而留學國外，從而分流了高考的人數(shù)。北京上海兩地的學生總人數(shù)相仿，但近年來高考報名人數(shù)，上海每年總比北京低1萬多人，約少20%，這里面應有留學分流之功。

　　而因為最終的走向未必是高考，或者出于及早擺脫應試教育體制，提前接觸國際教育的心理，倒推下來，更多上海家長在小學乃至幼兒園階段，已經(jīng)有意識選擇民辦或國際化的教育。這使上海形成了民辦教育和公立教育分庭抗禮的局面。

　　而在北京，1993年獲批的批16所民辦中小學，到今天所剩無幾。時任海淀區(qū)教育局局長，后來出任北京私立匯佳學校校長的王家駿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回憶，當時北京市教育部門在認識上對民辦學校的放開還是有點害怕，懷疑這會對公辦教育造成沖擊。市教育局一個處長甚至說，“民辦學校辦垮了無所謂，辦好了公立學校怎么辦?”

　　王家駿說：“從民辦學校發(fā)展初期，我們的人事制度就是不利于民辦學校的發(fā)展的，那時到民辦學校做老師的，基本都是退休教師。學�？梢苑Q公立私立，但教師不能分公立私立，這是不科學的。師資問題可能也是最初民辦學校發(fā)展遇到的最大的困難。”

　　現(xiàn)在，北京像匯佳這樣的民辦中小學，還有世青、中芯學校等，加上國際學校，為數(shù)其實不少，但總體并不能撼動公立教育的強勢地位，近年來，一些重點公立學校也改制成立了一些民辦分校，比如清華實驗、人大附中分校，還有海淀外國語學校等，也開始構成了一定的吸引力，但還需要時間。

　　孔女士的故事，是一個例子，即使擁有比較大的選擇權，家長仍然會相對選擇公立名校。

　　她生于1980年代初，16歲就從山東到北京上大學，所以她也有更早的時間，來籌備好房子和孩子的布局規(guī)劃。

　　十年前，和她原本同為某部委公務員的先生下海創(chuàng)業(yè)，他們也買了人大世紀城的房子，使孩子具備了就讀人大附小的資格。沒想到真正住進去，孔女士了解下來，人大附小的孩子并不一定能升人大附中，而且因為過于實行“快樂教育”，“快樂得不學習”，孩子基礎不牢，“甚至不受人大附中待見。”

　　于是她動了想法，到順義買了個別墅，又辦了個香港身份，準備讓孩子就讀國際學校。沒想到搬到順義之后，，她又發(fā)現(xiàn)國際學校的師資流動率很高，教學質量也沒有達到她的期望，又想“讓孩子體驗真實的中國生活”，所以就在孩子進入小學之前，她把人大世紀城的房子換到了清華附近，讓孩子就讀小學中關村二小。

　　中關村一二三小都是中關村的小學。孔女士覺得孩子挺適應的，老師也敬業(yè)，孩子加入了學校管樂團。孩子從一年級開始學奧數(shù)，二年級進入學而思超常班，最終在五年級迎春杯中考了一等獎。但即使這個一等獎，也不一定能保證他進人大附中，還要經(jīng)過點招，語數(shù)外都考，可能還有科學測驗。

　　即使考上了，她也對中學的強度有所擔心：鄰居家一個孩子，霧霾天放假五天，平均每天要做十張卷子，每張卷子大約是90-120分鐘的量。但是孔女士的孩子自己很想上人大附中，于是孔女士和孩子商量，如果考不上人大附中，她就帶孩子移民加拿大讀書，因為她也已下海做投資，工作比較自由，可以跟著過去照顧孩子。如果考上了，可能會到初二再走。

　　孔女士的擇校觀折射了一種現(xiàn)象，即北京經(jīng)濟已經(jīng)相對自由的階層，仍然對北京的國際/民辦學校有不信任感或者陌生感。他們的主流選擇還是公立教育，一旦對公立體制不滿，則直接考慮出國就讀。

　　我在北京接觸了不少在社會階層和經(jīng)濟地位都屬于典型中產(chǎn)階級的家庭，他們都對北京現(xiàn)有的國際/民辦學校資源了解甚少。

　　即使像金女士這樣，在500強公司工作，擁有兩套房產(chǎn)的標準中產(chǎn)，也覺得投資孩子走國際路線負擔太大，因為一旦決定走那條路線，基本就回不到公立了。而且她還提出一種頗有代表性的“結果論”：國外的留學生，最終還不是得回中國找工作，機會還不如北大清華畢業(yè)生大呢。

　　四

　　事實上，近年來，北京的民辦/國際學校也在發(fā)展，菁Kids 2017年1月刊的擇校指南，就選錄了74所學校。數(shù)量不比上海少。

　　但有一個現(xiàn)實情況，在北京投資孩子走國際路線，成本更大。北京的國際/民辦學校學費普遍比上海更高，每年費用在20萬以上司空見慣，而且因為辦學時間不長，口碑還沒完全建立，歷史悠久的傳統(tǒng)國際學校還有國籍限制，和普通家庭在心理上仍然有距離感。

　　兩年前，一家新晉的民辦學校“鼎石”開始躍入有意國際化的家長的眼簾。

　　這家學校頗有來頭，位于遍布國際學校的順義區(qū)，卻可以招收國內學生，提倡走中西結合，雙語培養(yǎng)的路子。學校的理念、環(huán)境起點都較高，成為不少想送孩子走國際路線的北京家庭的選擇。當然，費用也不菲，一年學費近三十萬，加上雜費和其他課外活動費，將近四五十萬。

　　這也是資本進入教育行業(yè)的一個動向，連馬云都開始投資建設他的“云谷學校”。但教育卻是一個投資回報急不得的行業(yè)，回報周期十年都嫌太快。

　　對于馬太效應日益白熱化的海淀拼娃模式的焦慮，凡事到了極端，必有反動。還是有一些家長悄悄選擇了用腳投票，開始摸索自己并不熟悉的國際化道路。

　　我碰到兩個動了讓孩子離開公立體制心思的家長，恰巧都是“九年一貫制”(小學初中連著在一家學校上)學校的。按道理，小升初的火燒不到他們身上，學校都很好，對口的高中也不錯。

　　但是“人無近憂必有遠慮”，兩位媽媽都擔心，無憂無慮的九年結束，到了高中，會被其他經(jīng)歷過小升初硝煙的同學“秒殺”。這就像當我在大學班級微信群恭喜留學執(zhí)教的人大同學，他們的孩子可以免試進入人大附小附中讀書時，收到的回復不是得意，而是擔憂說孩子被人大附中那些學霸秒殺墊底了。

　　在西城、東城小學里的家長，有的也不想在高考戰(zhàn)場上直面海淀考生，開始動了走國際路線的心思。

　　我在北京某部委大樓里見到了張女士，她的孩子就讀傳說中頗有背景的史家胡同小學，這家小學傳說是一家“不講理的小學”，校慶也是在人民大會堂演出，孩子們時常要接受領導視察，或者被送到機場迎接各國領導人。校園硬件軟件都很好，實施快樂教育。

　　但是最終如果要走向“高考指揮棒”這一端，家長們都對“快樂教育”有些嘀咕。有個說法，“現(xiàn)在不是學校掐脖子，就是家長掐脖子，家長當然希望學校掐脖子了。”意思是，家長都希望學校抓緊一些，不然家長就有的忙了。

　　張女士出身于清華世家，卻非常喜歡人文，對奧數(shù)這類學習天然不認同。所以她知道自己孩子在高考這條道路上未必占優(yōu)。現(xiàn)在孩子在學西班牙語，她也經(jīng)常帶孩子出國旅游，認為孩子將來在某個歐洲小國甚至臺灣讀書也不錯。于是，她也要開始接觸北京的國際學校選擇。

　　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像自己做生意的孔女士，可以陪孩子到加拿大讀書。有時家長自己的事業(yè)發(fā)展，會和孩子的教育相沖突。九年一貫制學校的一位媽媽，就為丈夫前段時間放棄了加拿大一個IT工作機會而嘆息。丈夫覺得自己未來幾年事業(yè)重心還是在中國，而妻子則更多考慮到孩子的教育。

　　所以，在北京范圍內，選擇一家合適的國際化學校作為銜接，為留學做準備，是必要的選擇。

　　但是，新成立的國際化學�？偸前殡S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常女士是批入學的鼎石家長之一，她曾在美國和香港生活多年。二女兒在朝陽區(qū)的公立小學就讀以后，鼎石學校成立時她就讓孩子轉學過來了。

　　“我們這批家長幫助學�？朔�了很多難題，也提了不少建設性意見。”在中國，知識水平越來越高的家長群體經(jīng)常為了提高自己孩子的教育質量，貢獻自己的資源或者勞力幫助學校。

　　不過，讀了一年半之后，常女士卻想讓二女兒轉學，回到大女兒之前讀過的北京四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覺得雙語教育是一個誤區(qū)。孩子如果沒有一門母語，她對世界的理解程度會不夠。兩門語言很難一起學得都很深入。我們最終是要出國的，所以還不如趁在國內的時候，讓孩子多接受一些中文教育。”

　　常女士的想法代表了一批國際化路線家庭的想法。在中國，良好的未經(jīng)污染的中文教育，甚至比原汁原味的英文教育更難覓得。這是一個大寫的尷尬，卻也是嚴酷的現(xiàn)實。雙語學校的中文教學質量并不一定不如體制內，但也未必能達到家長滿意的，對孩子進行中國文化的熏陶。常女士只能讓孩子在她需要適應的公立環(huán)境中去學好中文。

　　和大多數(shù)國際學校一樣，鼎石等北京的國際化學校也將面臨學生在小升初或者初中時直接轉學出國的潮流。北京的霧霾又在助長遷徙的發(fā)生。但是，對于眾多家庭財富殷實，又不愿讓孩子在公立體系中拼殺的日益壯大中產(chǎn)以上階級，鼎石及其它國際化路線的民辦學校仍然是越來越熱門的選擇。

　　我的朋友，青年志的創(chuàng)始人張安定，很早就把房子搬到順義，讓孩子就讀一家雙語幼兒園，很快將直升小學部。在能負擔起費用的前提下，民辦/國際路線是讓孩子從小相對遠離“雞血拼娃”畸形教育模式的選擇。

　　當然，在熱烈討論海淀區(qū)小學教育的“水木清華”論壇“學區(qū)房”板塊上，包括鼎石學校在內的國際、雙語學校，還屬于“想出國的孩子在國內混個形式，學不到什么東西”的評價范圍之內，兩條路線和陣營仍然嚴重缺乏了解和溝通。

　　還有一批小眾家長選擇了偏自然教育路線的民辦學校日日新，位于回龍觀，學費沒有國際學校貴，又實行快樂教育。但從競爭態(tài)勢來看，是國內國外兩條競爭路線暫時都不靠，也非�？紤]家長的定力。

　　五

　　寄望于民辦學校去松弛已然繃緊的北京公立教育競爭之弦尚需時日。大多數(shù)優(yōu)秀學生仍然會去擠體制內高考的獨木橋，雖然也有一部分人在高考最后關頭才選擇出國留學，但他們已經(jīng)占據(jù)了中學的學位資源。

　　北京這個首善之區(qū)，仍然在用一批的學校和最激烈競爭的方式選拔和培養(yǎng)著中國未來的人才。今天中國在資源配置和爭奪上的諸多特征在這里集中體現(xiàn)：未雨綢繆、各顯神通和復雜多變的游戲規(guī)則。

　　它直接影響到了房價上升，加劇了社會階層分化，催肥了龐大的培訓市場，增加了學生負擔，壓抑了發(fā)展的天性，折騰了家長，卻沒有人能夠輕易從困局抽身。

　　而眾多輿論，特別是微信自媒體或者培訓學校等相關機構公眾號，一直在用聳動的標題煽風點火，神秘兮兮進行“政策解讀”，更加劇了家長的焦慮。

　　家長們怕掉隊的群體焦慮心態(tài)，又為小升初這個油鍋不自覺地釜底添薪。

　　而眾多輿論，特別是微信自媒體或者培訓學校等相關機構公眾號，一直在用聳動的標題煽風點火，神秘兮兮進行“政策解讀”，更加劇了家長的焦慮。

　　如果父母們能夠退一步看，在錄取比例上，每年只有六七萬高考生的北京，仍然在進入各級高校有很大的優(yōu)勢。

　　只是，作為通過高考改變命運，以外來人姿態(tài)扎根北京的大多數(shù)家長，繼續(xù)讓自己的孩子優(yōu)秀下去，幾乎是刻在血脈里的潛意識。

　　隨著人才仍然不斷涌向大城市，這樣的潛意識會繼續(xù)逐代遺傳。

　　小學生數(shù)量變化與城市吸引力、房價起伏密切相關，因為入學率幾近100%，所以它是反映人口流動的真實指標，每一個孩子的背后都是一個家庭，他們的父母是這個城市真實而旺盛的購買力。北京仍然是人才流入的中心。

　　上海北京兩地，在過去七年來，小學生總數(shù)增長率分別達到35%和29%，而增長最快的是深圳，達到了47%�，F(xiàn)在北京每年新入學的小學生人數(shù)，都維持在20萬以上，還將繼續(xù)上升。

　　也就是說，小升初困局的入局者，將在幾年里從目前的每年10萬人，翻倍到每年20萬人以上。

　　現(xiàn)在再說，“高考改變命運”已經(jīng)為時太晚了。小升初或者幼升小，都將對中國接下來幾代人的走向產(chǎn)生影響。

　　這個過程中，孩子們探尋的好奇心、學習的樂趣、磨練的意志，是否被用在正確的方向上，恐怕沒有多少人關心。而這，會是長遠影響這個國家更大的問題。

　　作者：李梓新，非虛構寫作平臺“中國三明治”創(chuàng)始人。曾任《外灘畫報》主筆，采訪過多國大選和名人政要。著作有《民主是個技術活兒：英國民主生活走筆》、《災難如何報道》等。家有兩孩，最近致力于中產(chǎn)育兒現(xiàn)象研究。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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