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科學院大學數(shù)學科學學院新生來說，在學院樓里走動時，“一不留神”就會見到那位高個子老師——他們的“院士院長”席南華教授。

　　實際上，這所大學里將充滿這樣“驚喜的偶遇”。一個月前，中國科學院大學更名后首次開學典禮上，席南華、高鴻鈞、萬立駿、朱日祥、傅伯杰、康樂、李國杰、吳一戎、李樹深9位院士，接過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大學校長白春禮院士捧上的學院院長聘書和一份沉甸甸的責任，“絕不是名譽而是就任實職”。

　　豪華陣容的背后，意味著新征程的開始。在這個開創(chuàng)了新中國研究生教育的地方，當歲月的腳步走過一甲子，中國科學院在高層次人才培養(yǎng)上又將有所作為。

　　這所新近更名的大學被賦予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簡稱——“國科大”。在剛剛舉行的國科大第一次工作會議上，中科院相關部門、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各分院及研究所的300余名負責人匯聚一堂，為國科大發(fā)展出謀獻策。校長白春禮院士更是亮出16字的辦學理念：“科教融合，育人為本，協(xié)同創(chuàng)新，服務國家”。

　　“服務國家、價值所系”的理念浸潤在無數(shù)的細節(jié)中。

　　就在9月初，這所大學迎來更名后首批研究生之際，在校園內4400平方米草坪上，校長白春禮突然放下手中的講稿，注視著面前的3700多名新生。

　　“同學們，看到今天的你們，就想起30多年前的我自己。”他說。

　　1978年，中科院研究生院剛剛成立，白春禮成為第一批學生，并在其后30余年里見證了這所學校的發(fā)展與變革。而在新學年的開學典禮上，他講起了一件往事。20多年前，就在這里，時任中科院院長的周光召曾對集會的學生說：“我希望，你們當中能夠有人，站在中國的土地上，獲得諾貝爾獎！”

　　那時，躁動的會場瞬間陷入一片沉靜。如今，白春禮面對著國科大的第一批學生說：“快30年了，周院長的愿望還沒有實現(xiàn)。今天，我把承載著中國科技界幾十年夙愿的這句話，送給你們！”

　　事實上，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們一直走在科技報國的前沿。在嫦娥奔月、神舟飛天、蛟龍入海等中國比較尖端的重大科技項目中，總有國科大師生的身影。

　　在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第一款通用CPU“龍芯一號”的研發(fā)團隊中，國科大在讀研究生占到一半以上。

　　巨大的科學成就得來并非偶然。一位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學生曾感嘆：“走進任何一間教室，講臺上都可能是一位院士或某個領域的知名科學家。”在國科大，直接參與研究生指導工作的兩院院士多達300余名。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自2000年開始，還越洋請來25位外籍科學家駐所授課，其中不乏來自斯坦福、密歇根及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等頂級院所的學者。英國《自然》雜志在報道這件事時甚至感嘆：“上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生教育。”

　　但學生并非僅僅被局限在大師的課堂里，這里還擁有獨特的“兩段式”培養(yǎng)模式。第一階段學生集中在北京校部進行為期一年的基礎課程學習；第二階段則前往中科院分布在全國的100多個研究所跟隨導師進行論文研究和科研實踐。

　　白春禮還記得自己2005年夏天前往西南喀斯特山區(qū)考察時，意外地遇到中科院的學生。他叮囑學生們，在這里工作學習將成為人生的寶貴經歷，“大家要把論文寫在祖國各地的壯麗山河間”。

　　在這樣的“大學校”里，迄今為止，國科大前身中科院研究生院已經培養(yǎng)出9.97萬名畢業(yè)研究生，其中包括4.71萬名博士。

　　與新中國同齡的中科院，早在誕生初期，就被賦予了為國家科學事業(yè)培養(yǎng)高層次人才的使命。1950年，周恩來總理曾指出：“我們所接收的舊中國滿目瘡痍，是一個破爛攤子……我去年說過，只要整理工作有了頭緒，就會感到我國的科學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F(xiàn)在愈接觸各種事實，愈使我們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次年，中國科學院、教育部聯(lián)合發(fā)文，正式開始實行統(tǒng)一招收研究生，標志著我國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開創(chuàng)。文件規(guī)定，中國科學院為培養(yǎng)科學研究人才招收研究實習員。1955年，周恩來簽發(fā)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暫行條例》。《人民日報》也發(fā)表社論稱：“正規(guī)的研究生制度的建立首先由中國科學院開始。”當年的招生委員會則由貝時璋、竺可楨、錢三強、錢偉長等科學家組成。

　　直至1977年，《人民日報》在頭版公布了中科大研究生院在京成立的消息。自那以后，中科院為國家培養(yǎng)了學號為“001”的中國第一位理學博士、第一位工學博士、第一位女博士。歷屆畢業(yè)生中，已有103位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位于北京長安街西沿線玉泉路的校部內，教學樓頂如今裝上紅色的“國科大”3個大字，而在此之前，中科院研究生院已經成為亞洲規(guī)模比較大的研究生院。

　　9月23日，國科大黨委書記、常務副校長鄧勇教授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用手指輕輕敲了敲桌子，說道：“我們一直在想，國科大還應該為培養(yǎng)國家高素質、高層次人才作什么貢獻？”

　　鄧勇坦言：“在人才問題上，中國目前仍然是‘要飯吃’。”白春禮則曾在一次內部會議中指出，之所以給予這所大學“國科大”這樣“響亮的簡稱”，“就是提醒我們，要時刻銘記國家賦予的重大職責和使命”。

　　胡錦濤總書記7月7日在全國科技創(chuàng)新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從現(xiàn)在起，到實現(xiàn)進入創(chuàng)新型國家行列的目標，只有不到10年的時間，形勢非常緊迫，任務十分艱巨。”

　　作為已經為國家培養(yǎng)了近10萬名研究生的高校，國科大的管理者們坦率地說：“學校歷經幾十年風雨，更名只是一個點。我們不是只把帽子換一換，也要對體制機制有所改革。”

　　這也意味著，未來國科大將承擔更多“教育”職能。

　　國科大以德國洪堡大學為榜樣。這所建立于1810年的大學坐落在柏林，創(chuàng)辦者、普魯士教育改革家洪堡認為，大學兼有雙重任務，一是對科學的探求，一是對個性與道德的修養(yǎng)。這所大學被譽為“現(xiàn)代大學之母”，而洪堡所提出“通過科學進行教育”的理念也一直影響著國科大的管理者。

　　國科大為此進行了長時間的準備：由國科大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辦了132場的“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為理工科學生打開了另一扇窗，在這里，他們探索公共外交、公共政策，甚至是“維多利亞時期的科學與文化”。學校為導師開設“上崗培訓班”，如今已經有4000多名導師接受過培訓——正如國科大副校長馬石莊所說，“做老師和做科學家不是一回事，做科學家只是可能成為老師”。

　　國科大比較在意的是教育品質。目前，國科大師生比例約為1∶4。一條紅線更是懸于其上，“一名導師所帶研究生絕不能超過9名”。

　　因為被學生喊了一聲“老板”，一位教授“板著臉”把學生數(shù)落了一頓：“導師就是導師！”還有學生記得，數(shù)學科學學院執(zhí)行院長、教授郭田德辦公室的門“總是半開著”，學生如果想要請教問題，隨時都可以推門而入。

　　2007年，學校在一份文件中寫明：“只要要求正當，不需要導師簽字，學生可以隨時轉導師。”在中國高等教育界，這也是首次明確學生可以“炒導師”。一位校領導曾笑著回憶起，當時，白頭發(fā)的教師反對，黑頭發(fā)的教師支持。但這一規(guī)定還是得以通過，原因只有一個——“不能讓導師權力無邊”。

　　自今年7月更名后，“國科大”3個字正驅策著一種變革的力量。但對這座校園里的學生來說，許多東西從未變過：在食堂吃飯時，坐在鄰桌的仍然可能是書記、副校長；每年初秋上午在草坪操場上舉行的開學典禮，仍舊是校領導們迎著灼日筆直地站著發(fā)言，而學生們背對陽光靜靜聆聽。

　　開學典禮，就是他們在這所大學里的“第一課”。去年此時，白春禮曾講過另一件往事，與錢學森同期歸國的科學家、“兩彈一星”的元勛郭永懷，曾任中科院力學所副所長的故事。1960年，郭永懷開始負責我國核工程的力學研究部分。1968年，他搭乘夜航專機從酒泉基地飛回北京，因大霧失事不幸遇難。同機唯一的生還者后來回憶，當飛機出現(xiàn)險情時只聽過一聲高喊：“我的資料！”清理現(xiàn)場時，人們發(fā)現(xiàn)了兩具緊緊抱在一起的遺體，那是郭永懷和他的警衛(wèi)員緊緊夾著一個未被燒焦的公文包。包中相關熱核導彈項目的試驗數(shù)據(jù)等重要技術資料，完好無損。

　　“今天，我給大家講這段故事，就是希望同學們記住中國知識分子的英雄前輩們，并像他們那樣，牢記責任和使命，在為國家和民族的拼搏奉獻中，爭取創(chuàng)造出無愧于新時代的精彩人生！”

　　當白春禮迎著陽光講完這個故事時，臺下響起了陣陣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