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作為兩者結合產物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赴日、旅歐留學生中相繼成立，建黨條件基本成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也在建黨骨干中開始醞釀。

　　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yè)路76號)正式開幕。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漢俊、李達;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留日學生周佛海以及陳獨秀委派的包惠僧。陳獨秀和李大釗因公務在身未出席會議，而在代表們心目中他們仍是黨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和領袖。

　　一大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代表們認為目前黨員人數少、地方組織尚不健全，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建立三人組成的中央局，并選舉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黨的第一個中央機關由此產生。會議在齊呼“第三國際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聲中閉幕。

　　一大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猶如一輪紅日在東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程。這是近代中國社會進步和革命發(fā)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共12名。

　　大會根據世界革命形勢和中國政治經濟狀況，制定了黨的比較高綱領和比較低綱領。大會宣言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它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黨的比較終奮斗目標，是黨的比較高綱領。為了實現黨的比較高綱領，大會提出在目前歷史條件下的比較低綱領，這就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tǒng)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中共二大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恤孤院31號(現恤孤院路3號)召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陳潭秋、惲代英、瞿秋白、張國燾、李立三、項英等來自全國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會，他們代表了全國420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參加了會議。陳獨秀主持會議并代表第二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作報告。

　　大會的主要議程有三項：一、討論黨綱草案;二、討論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三、選舉黨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問題。陳獨秀在報告中，著重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決定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依據和過程。代表們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經過討論，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的指示，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zhàn)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的重要任務。文件還規(guī)定了要保持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的一些原則。

　　黨的三大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原則和共產國際的指示，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充分發(fā)揚民主，在分析中國社會矛盾和明確中國革命性質的基礎上，正確解決了建黨初期黨內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統(tǒng)一了全黨的認識，正式確定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策略方針，使黨能夠團結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

　　黨的三大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先生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召開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眾運動，勝利地舉行了北伐戰(zhàn)爭，促進了中國革命的高漲。但是，大會對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和軍隊問題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為了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加強對革命運動的領導，回答黨所面臨的許多新問題，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

　　大會圍繞當前的中心工作，通過了《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等11個議決案，并選出了新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新當選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共9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候補執(zhí)行委員5人：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zhí)���、朱錦堂。在隨后舉行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以上5人組成中央局。

　　黨的四大比較重要的貢獻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秾τ诿褡甯锩�運動之議決案》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知道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參加”。“無產階級是比較有革命性的階級”。所以，民主革命“必須比較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關于工農聯盟，《對于農民運動的議決案》闡明了農民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原理，強調了農民在中國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發(fā)動農民起來斗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會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較完整的規(guī)定，指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又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這表明，此時黨已把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要點提出來了。

　　黨的四大作出的各項正確決策，為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此后，全國的革命形勢迅速發(fā)展，工人運動風起云涌，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大革命的高潮來臨了。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7年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嚴重失敗。此后，全國形成了三個政權，即原來的北洋軍閥政府，上海、南京的蔣介石反革命政權和武漢國民政府。面對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尖銳激烈的斗爭，需要中國共產黨對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并采取果斷行動，才能挽救革命。黨的五大就是在這種非常狀態(tài)下召開的。全體黨員期望這次大會能正確判斷當前局勢，回答大家比較為關注的如何從危急中挽救革命的問題。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涉及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權、軍事、國共兩黨關系等11個問題。報告既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又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針政策，反而為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繼續(xù)提出一些錯誤主張。

　　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作了題為《中國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的作用》的講話。代表們對陳獨秀的錯誤進行了批評。會前，瞿秋白針對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寫成了《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書，著重論述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問題。會上他把該書發(fā)給大家，并作了系統(tǒng)發(fā)言。針對陳獨秀報告關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上的錯誤，蔡和森在發(fā)言中指出：中國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過去之弱點及現在動搖，說明能領導革命到底并取得勝利的只有無產階級政黨。我們應以堅決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去制勝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與猶疑。毛澤東批評了陳獨秀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把農民組織和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斗爭。

　　大會通過了《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等，選出了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黨的中央委員會。隨后舉行的五屆一中全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李立三、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zhí)�雷等為候補委員;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陳獨秀為總書記。大會第一次選舉產生了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由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3人組成。

　　黨的五大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的革命武裝等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都未能作出切實可行的回答，因此，難以承擔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結束中央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方針，是在3個月后的八七會議上完成的。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在關于中國社會性質以及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系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認真加以解決。由于國內當時正處在極為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開會地點，加上1928年春夏間將相繼在莫斯科召開赤色職工第四次大會、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大會，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都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zhèn)“銀色別墅”秘密召開。

　　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fā)作了職工運動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黨的六大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六大認真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一是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于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tǒng)一了全黨思想，對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情緒，實現工作的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

　　由于歷史發(fā)展的局限性，黨的六大對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革命的敵人、黨的工作重心等問題認識不足，但這仍然不能掩蓋黨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線的正確性。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抗日戰(zhàn)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

　　毛澤東致《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他說：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fā)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tǒng)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

　　毛澤東向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并就報告中的一些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作了長篇口頭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qū)戰(zhàn)場》的軍事報告和關于討論軍事問題的結論，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和關于討論組織問題的結論，周恩來作《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重要講話。大會充分發(fā)揚民主，對重要報告進行了認真深入的討論，尤其對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先后討論修改達9次之多。七大原定會期較短，大會開始后，代表們紛紛要求延長，大會發(fā)言人數也突破了原定人數，先后在大會上發(fā)言的還有陳云、彭德懷、張聞天、李富春、陳毅，葉劍英、楊尚昆、劉伯承、彭真、聶榮臻、陸定一、烏蘭夫、博古、高崗等，他們的發(fā)言受到大會的普遍歡迎。大會經過深入討論，一致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組織方面的報告，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和新的黨章。

　　七大的一個重大歷史功績是確定了黨的政治路線，即“放手發(fā)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條政治路線闡明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是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闡明了為實現這一奮斗目標，就要放手發(fā)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闡明了加強黨的領導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

　　毛澤東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yè)化和農業(yè)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為加強黨的領導，毛澤東號召全黨要發(fā)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這是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也是區(qū)別于其他非無產階級政黨的顯著標志。

　　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領導機構。其中，中央委員44人，中央候補委員33人。隨后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云、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主席。選舉任弼時為中央秘書長，李富春為副秘書長。這是一個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的領導集體。

　　1945年6月11日，大會舉行隆重的閉幕式。毛澤東致閉幕詞。他說：“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我們開了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他在閉幕詞中向全黨發(fā)出了鼓舞人心的號召：“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毛澤東的這篇閉幕詞，會后經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成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經典之作。

　　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極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比較后一次代表大會。它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20多年曲折發(fā)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克服了黨內的錯誤思想，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于中國民主革命的發(fā)展規(guī)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從而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這次大會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史冊。它為黨領導人民去爭取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深厚基礎。

　　黨的七大另一個重大歷史性貢獻是將毛澤東思想寫在了黨的旗幟上，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

　　七大通過的新黨章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tǒng)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黨章規(guī)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tǒng)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劉少奇在七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深入論述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毛澤東思想作了較為全面、系統(tǒng)和科學的概括，揭示了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內涵和本質特征，使全黨對毛澤東思想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是近代中國歷史和人民革命斗爭發(fā)展的必然選擇。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經過20多年的艱苦探索，把中國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chuàng)性經驗進行理論概括，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指導思想。

　　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過程。1941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野戰(zhàn)政治部指示：要宣傳“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發(fā)展了馬列主義的關于中國革命的各項學說和主張”。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黨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毅、鄧小平等同志紛紛發(fā)表文章或演說，論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理論貢獻，指出：“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fā)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同志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chuàng)立者，黨的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后，全黨同志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團結一致，為推進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努力奮斗，終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史勝利。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fā)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大會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學的判斷;確定了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提出了執(zhí)政黨建設的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fā)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體現了執(zhí)政黨的特點，強調貫徹執(zhí)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群眾路線，規(guī)定全國、省、縣級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和《關于發(fā)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隨后召開的八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選舉了由17名委員和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