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放今天，我們仨都過不了藝考”
聽上去，這是一個溫暖可愛的故事。40年前，他們仨騎著腳踏車呼嘯在上海的弄堂里；40年后，三位老友帶著他們的畫與故事，行走中國。12月12日下午和晚上，在南京先鋒書店和南京大學(招生辦)，他們被兒女輩的年輕人簇擁圍繞，激情的口哨聲四起。
林旭東一身黑衣，是沉默無棱角的黑。陳丹青也是一身黑，從別致的黑方框眼鏡到講究的黑圍巾、黑皮鞋，黑得精致且暗暗發(fā)光，氣勢奪人。黃頭發(fā)、粉毛衣的韓辛，則是活潑跳脫。光陰過去40年，三位老友，習性依舊。
老友依舊，人生不同
40年前，是1971年。三個上海少年，因為畫畫而彼此撞見，林旭東19歲、陳丹青18歲、韓辛16歲。“‘文革’已經(jīng)鬧了5年，我們的全部本錢就是腳踏車、畫夾、素描紙筆、臟兮兮的油畫攤子，還有十來冊久借不還的翻譯小說，還有，大把時間。我們以為日子永遠會這樣子下去，非常絕望，卻又非常開心”，陳丹青說。
整個70年代，林旭東家位于淮海路上的西式公寓——也是他們仨的美術館。林家的歐洲范兒和西洋畫冊，是他們的全部眼界。若干年后，陳丹青的《西藏組畫》成為中國美術史上的里程碑，美術評論界認為這是中國繪畫擺脫蘇聯(lián)模式轉而向歐洲追根溯源的開始，陳丹青卻說，他的歐洲意識的覺醒，受到了這二位老友的影響，尤其是林旭東，“你不知道旭東和韓辛70年代的畫，多洋氣。”
臨近80年代，他們相繼考入中央美院的不同院系。此后星散，陳丹青和韓辛去了美國，林旭東留守北京。
2000年，陳丹青回國，憑借《西藏組畫》，更多地是憑借他對教育體制乃至對整個社會的不斷發(fā)聲，博得明星般的聲名。過去10年中，他成為“說話、寫字比畫畫多”的作家。林旭東則成為電影專家，他是中國新銳導演，從張元到賈樟柯的幕后軍師、顧問乃至剪輯。在法國獲獎的大型紀錄片《鐵西區(qū)》，是他全程剪輯的結果。然而，從繪畫到電影，陳丹青說，“他始終保持無名”。這期間，少年時就曾與豐子愷、林風眠一同挨斗的小天才韓辛，在美國藝術界站穩(wěn)了腳跟。他曾作為全球8位藝術家之一被法蘭西學院邀請到莫奈的花園，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創(chuàng)作。
難耐三角關系中的兩位兄長都在國內(nèi)，韓辛于2009年回到北京。三位老弟兄終于可以再度一起寫生。
到2011年，他們已經(jīng)認識40年了。不久前的一天，在中國油畫院美術館，三位老友撣去附著在40年來創(chuàng)作上的塵土，讓這些畫品重見天日，而畫展就題為《四十年的故事》，同名畫冊也同時出版。
在南京，陳丹青父親般地問年輕人：“剛剛你們孫曉云館長邀我們這個畫展到江蘇省美術館，你們覺得行嗎？”“行！”孩子們回答。
“放在今天，我們仨都過不了藝考”
“最近我收到上海一位初中女生的信，說已經(jīng)獲得美術速寫九級專業(yè)證書，并保證初中畢業(yè)前必定通過素描九級專業(yè)證書。天��！畫畫還可以這樣的嗎？”陳丹青用“毛骨悚然”來形容他的感受。
《四十年的故事》中，收錄了三位畫家20歲左右未經(jīng)任何院校培訓的習作，自然靈動。然而，“倘若投胎80后90后的美術考前班，我們死路一條”。
當下正是藝考季，千軍萬馬擠往藝考獨木橋。“我的很多同學現(xiàn)在都是藝術考試的掌權人。我替他們羞愧。中國的藝考，怎么把孩子們往絕路上逼呢？”韓辛說。“因為中國藝考從考前培訓就形成產(chǎn)業(yè)鏈。我從清華美院辭職開始，就是中國藝術教育最大聲的批判者，但是，什么也沒有改變。藝考生們照樣扎堆在北京的考前復習班里背線條，背構圖，背色彩。”陳丹青說。
現(xiàn)實的問題是，一個愛畫畫的孩子，處在中國這樣的考試制度中，該怎么辦？長期生活在國外的韓辛給出的方子是：自由自在地畫，什么都不要管；不要因為是孩子畫畫，就用兒童畫具——要用最好的畫筆、紙張和顏料。陳丹青打斷老友的話：說點兒國內(nèi)實用的！他給出三個建議：1，還是要參加藝考，縱然藝考制度有種種不是，真正有才華的人還是會出來的，“可是我不能擔保那個人是不是你”；2、盡量多地看最好的畫展、畫冊，不要給孩子灌輸什么，孩子自會感知；3、假如經(jīng)濟條件許可，多去國外。“改革開放的最大好處是，國門開了，我們可以去國外，國外的也可以進來，我們可以自由選擇。”
孩子，別誤讀我的對抗
一位南師大美術學院研究生顯然是有備而來。他帶來的好友故事，差不多是陳丹青熱血粉絲的典型寫照。
這位男生的大學上鋪好友，書包里永遠放著陳丹青的《紐約瑣記》、《退步集》、《荒廢集》。二年級，英語掛科了；三年級，英語還是掛了。男生勸好友：把英語考過，否則不能畢業(yè)！好友答：陳丹青最痛恨把英語成績作為藝術類學生的考核標準。4年過去，叛逆的好友因英語、政治兩門功課不及格未能拿到畢業(yè)證，直接影響就業(yè)。“畢業(yè)3年了，他只能靠著帶高考復習班來糊口，現(xiàn)在不得不回到常軌，復習英語，準備考研。繞了一大圈又回來了，我很替他難受。陳老師，如果換作你，你會怎么讀大學？”
“這是我聽了很難過的事情。這些年，我的胡說八道可能‘害’了很多青年。我在‘文革’的時候，也是什么都得扛。為了不下地干活，我在南京插隊時，畫過600多個骨灰盒，從這一步爬出來。小有名氣之后，好不容易能到南京市商業(yè)局做裝卸工，這是人生很大一次機會，最后卻又被刷掉。我在青少年時期遭遇過很多拒絕。我付過我的代價。當然，我畫出來了�，F(xiàn)在大家看到了一個成功的范例。今天，我罵教育罵得狠，十八九歲的孩子會誤讀我的對抗。”
浙江大學一名男生看了陳丹青的《退步集》，從學校退了學，在社會上走投無路之后，準備去意大利留學，又兩次遭到拒簽。他輾轉找到陳丹青，希望他能幫忙寫一封推薦信。“我很心痛，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幫他，就提起毛筆給他寫了豎行的繁體推薦信，竟然助他通過了簽證。”這個小伙子現(xiàn)在在意大利，已經(jīng)是個成功畫家。
“不是每個人都能這么幸運，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才華。年輕人處在一個非常脆弱的位置上，‘為什么叛逆’很容易，而‘叛逆是為了什么’，這很難。為追逐夢想而叛逆，會付出巨大的代價，能收獲什么，沒有人知道。孩子們，你們不要多看我的書。今后，我在這個層次的言論，會盡量克制”，陳丹青說。旋即又嘆：“唉，還是克制不了，我還是會說。”
(責任編輯：韓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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